提取公积公益金是什么意思（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是什么意思）

中国农民的传统心性是崇尚单打独斗，不喜欢也不习惯合作共赢。故“分田到户”政策确实能够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在一定的条件下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的确对粮食增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在 资 本 有 机 构 成 与 科 学 技 术 含 量 极低，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得靠“天帮忙”的落后条件下，单凭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要不然过去两千年的分田单干，为什么难以创造出如今的高产呢？难道是古代人的积极性不如现代人高? 说到底，粮食的高产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讲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工程的影响。据《１９８０年 国 民 经济和社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显 示，１９８０年，全 国 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达到了４．５万台，小型和手扶拖拉机达到１８７．４万台；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达到 ７４６４．５万马力；农用载重汽车达到１３．５万辆。全年机 耕 面 积 为 ４０９９．１ 万 公 顷，占 耕 地 总 面 积 的 ４１．３％；农用化肥施用量为１２６９．４万吨，平均每公 顷耕地施用化肥１２７．８公斤；农村用电量为３２１亿 度。这些建设成就都在１９６５年的基础上增长了几 十倍甚至上百倍 。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那个时代农 民 很 穷， 但在大寨精神鼓励下，广大农民群众自带铺盖和劳动工具，以“蚂蚁啃骨头”的方式全身心投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建 设。１９８０年 末，全国累计共建有大 小水 库 ８．６ 万 座，配 套 机 电 井 达 到 ２０９ 万 眼，比 １９６５年增长了１１００％，有效灌溉的 农 田 面 积 高 达８０％以上。毛主席曾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包括河南林县人民用血汗开凿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在内的这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地让农业生产实现了旱涝保收，这些水利设施修建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没有因为洪灾和旱灾造成全国大面积减产的情况，这些都要归用于这些被许多人忽视的水利工程。

二是国家自建国以来在农业科学技术领域的许多研发成果也逐步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大范围的推广运用。例如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产量早在１９７０年代初就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于１９７５年开始在全国推广。到了改 革 开 放初期，新型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已经占到全国水稻面积的５０％，而 总 产 量 则 已 达 到 6１．６％。科 技之花不止盛开在水稻领域，小麦、棉花、土豆、玉米 等领域也都硕果累累。可以说，“种子革命”对改革 开放以后农产品的大幅增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科技进步因素是化肥应用。分田到户前，几乎以县为单位都建有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微肥、复合肥料等无机肥料的化肥厂，不管是否具备资源，上级政府都给予积极支持。 全国各省市一级也陆续建设了一批较大规模的化肥厂。１９７２年开 始，中 央 继 批 准 从 国 外 引 进 化 肥等成套设备８套之后，又提出引进４３亿美元成套设备 和 单 机 的 方 案。１９７３ 年，我 国 化 肥 产 量 比１９６５年 整 整 增 加 了 一 倍，总 产 量 达 到 １，２３２ 万 吨 。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我国抓住机遇迅速从西方国家再引进了１３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 这些装置到１９７９年时绝大部分正好建成投入规模化生产，从而为分田之后的广大农民在短时间追求农业产量的迅猛增加提供了充足的施肥保障。

三是国家以禁掠夺、少盘剥、提价让利 为 主 要内容的重大政策红利，给予了农业经济与农民生产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刺激。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８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开始陆续提高。１９８０年，棉花、牲猪、羊皮、黄红麻、木材、生 漆、桐油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也先后得到提升。全国 农 副 产 品 收 购 价 格 总 指 数，１９７９ 年 提 高 了 ２２．１％，１９８０ 年 又 比 １９７９ 年 提 高 了 ７．１％ 。同时，国家又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使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 下 降 了１０％—１５％。１９７９和１９８０年 两年间，国家每年用于调价的开支达到８０—９０亿元。

这是国家自５０年代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第一次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下调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甚至可以说这是整个计划经济时代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分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向农业农村倾斜的政策大调整。这对于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提升农业的比较效益，增加农民的经营收入，增强农村社会的购买力，繁荣改革开放之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等都有着极其巨大的现实意义。即使不 搞“分 田 到 户”的 改革，哪怕还是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大调整，仍然能够极大地激发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分田到户虽然调动了农业的积极性，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无法逆转的“负效应” 。

一是单打独斗的小农经济模式阻碍了农业科技发展和创新。 当年 分 田 的 时候，为了数量、品质及距离远近的均平合理，土地资源被不断地切割细分。 由于 耕 地 不 能 连 片，品 种 改 良、技 术 推 广、防 虫 治 病、机械操作、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等直接关系到农业繁荣发展的各项工作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 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全部环节，在这种相当原始的生产方式与增长模式的制约之下，很难有效促进农业的升级换代和农村的繁荣昌盛。所以“分田到户”，很大程度上只是 把１９５３年 以来国家辛辛苦苦构建的农村合作化特别是人民公社体制这 一 堵“砖 墙”给 推 倒 了，再 将 中 国２０００ 多年来传统的单打独斗的生产方式的“篱笆”重新恢复起来。

二是分田之后，自私自利的思想抬头，集体主义观念被打破

我们党自农村合作化运动以来辛勤灌输给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观念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极端自由主义的日益破坏下几乎已被消灭殆尽。不少农民似乎越来越懦弱和麻木，自力更生的进取精神和守望相助的合作意识日趋淡漠。在很多农村，基础设施老化，道路交通不畅，水利工程失修，安全饮水缺乏，环境脏乱差等直接关系到农户的切身利益，需要大家团结起来一齐做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人去干。

人民公社 体 制 瓦 解 之 后来，生产大队改为行政村，行政村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三提留”，即由村委会向农民统一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集体管理费。由于村级组织的集体经济普遍缺失，几乎没有任何生财之道和支付能力去承担向农村社会提供公益事业建设与公共服务责任，大事小事都得“等、 靠、要”上级政府的支持方可解决，党支部与村委会便必然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稻草人”，并引发出一系列新的矛盾：一部分农户由于天灾人祸又重新陷入穷苦之中；困、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的困难得不到有效帮扶；贫富两级分化的现象如同脱缰之马。甚至在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活动、宗族房头派系和黑恶势力又死灰复燃。

三是农资价格的不断抬高使得农民增收不增利。改革初期，利益于国家各项富农惠农财政政策，农产品价格呈现快速增长。但从１９８５年开 始，改 革开放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城市与国有企业。国家为“价格闯关”作铺垫，有意放松了工业、商业各个领域的物价管制，导致了“什么都在涨价”的局面。虽然农产品价格还在上涨，但农业的比较效益并没有 同步提高，农 民 增 收 的 实 际 成 效 与 绝 对 值 是 下 降 的。

据国家 统 计 局 资 料 显 示，１９８４年 至１９９１年， 全国小麦、稻谷、玉米三种粮食每年都有小幅提升， 每５０公 斤 平 均 收 购 价 格 为 １７．３５ 元、１７．７１ 元、 １９．４２元、２０．６９元、２４．３１元、２８．９８元、２６．８５元、 ２６．１２元，８年 时 间 涨了近９元 钱，总 增 幅 为５０％ 多一点。但是，同期农业生产资料诸如种子、农药、化肥、地膜的价格与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的一些 服务 费 用 的 涨 幅 却 十 分 凶 猛。１９９６年 与１９８３年相比，粮食平均生产成本上升了４８５．３％。后来， 只要国家对农产品实施向上调价的政策，各个非农 领域便纷纷“搭 便 车”乘 机 涨 价 以 抢 夺 农 业 利 润， “洗劫”农民“腰包”，使国家煞费苦心出台的强农富民政策大部分在最后化为乌有。

四是农民群众的各种税费负担越来越沉重。当年安徽小 岗 村 的 农 民 之 所 以 强 烈 要 求“分 田 到户”，就因为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三者的利益关系中，他们很可能认为剩下给自己的那部分将会是一块“大蛋糕”。实际上， 农民除了缴纳规定的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之外， 还要上交“三提留”和“五统筹”。“三提留”是指由村一级组织收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集体管理费； “五统筹”是指由乡一级政府收取的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和民办教育方面的费用。如果“三提五统”收入不足以维持行政村和乡镇社会事业的正常支出，村委会和乡镇政府还可以依据国家政策搞“一事一议”，另外再向农民收取费用，从而使得农民的税费负担越来越重。

五是国家将医疗，教育下放由农民自己负担。国家对各级地方政府开始推行“分灶吃饭、收支包干”的财税政策，在“改革创新”的旗号之下，包括基础教育、卫生医疗、文化体育、计划生育等在内的大量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责任被下放到县乡两级基层政府。分田到户之前，农村的教育和医疗指出是非常低的，通常一学期的学费也就几块钱，而到了九十年代，小学的学费涨到三四百一学期，很多义务教育期间的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医疗亦是如此，之前农村的赤脚医生看病，那时候虽然医疗条件有限，大病重病也是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治，但是普通的伤风感冒只用花掉几毛钱的药费就解决了。而到了80-90年代的农村，赤脚医生逐步推出历史的舞台，农村家庭贫困的老人因为没钱看病，重病后只能在家等死。

六是分田到户打断了农村由单纯的农业向制造业，工业的转变。很多人会质疑，即使人民公社再好，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太少，农民也很难致富。事实并非如此，在70年代，一些条件好的公社就已经开始从事养殖业，制造业。就比如一些公社开始养殖长毛兔，加工粮油，面粉，甚至农机零部件。

如今全国闻名的南街村就是利用集体资金靠面粉厂起家，随后创建方便面厂，调味品厂。而2016年胡润富豪榜排名18的万向集团的鲁冠球，起步却是宁围公社农机厂，如果没有分田到户，万向集团的资产就会属于当地公社，而不是万向系家族。如果没有分田到户，现在的养猪企业像牧原，新希望完全由当年的公社创办，创造的财富将会属于社员，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红利成为少数人的囊中之物。